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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教授谈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与选择

1月22日消息：编者按

与来自顶层的判断和能动有关，中国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运动--新型城镇化。

这是一道宏大、复杂、艰巨的命题。它关系到中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动力，也关系到数亿市民、农民的微观生活与福祉。

对此，中国的有识之士们有共识，但也有许多分歧。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开始新型城镇化系列讨论。我们选择出一些城镇化当中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邀请在该课题领域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发表观点。

我们希望这些讨论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城镇化的理解，形成更多共识和推力，使得此轮城镇化更加优质。

首先从一份关于中国城镇化的报告开始讨论。这是由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和城市研究教授J.弗农·亨德森于2009年底完成的一份报告。征得亨德森教授的同意，我们全文翻译了该报告。

这份报告是"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的一个成果，中期报告于2007年完成后，许多中国相关人士对中期报告提出了评论和参考意见。这些人士包括郭树清、李剑阁、刘鹤、刘仲黎、楼继伟、仇保兴、吴敬琏、项怀诚、周小川等。在此基础之上，亨德森教授在对中期报告做出大量补充和修改后，于2009年11月定稿。

我们认为，即使在今天，这份报告依然分量十足。同时，我们专访了亨德森教授，请他基于报告完成后这几年的新情况做出了增补。

1.引言

1.1 中国近30年来经济成就巨大。自1978年以来，人均GDP每年大约增长10%。同一时期，非农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29%增长到59%，城市人口从占全国的18%增长到46%（作者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这一转变背后的推动力就是经济改革。而重要的是，在农业和工业中引进的投资激励机制导致私营部门主导了大多数的原料和产品市场。

1.2 要在未来保持这种增长，特别是在城市和农村部门达到和谐，就需要像过去30年在工业和农业中实施的改革那样在两个政策领域实施改革。第一项改革是推进城市和农村的一体化，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和经济意蕴一样，改革还有巨大的社会和治理意蕴。第二项改革是重塑城市治理机制。目前，城市决策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来自上层的行政命令和控制，采取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经常被忽略的定量目标和国家法令的形式。中国需要一个给政府官员决策提供适当激励的城市决策结构以替代过时的命令结构，引入激励机制使有关城市财政、土地利用、移民政策和地方公共服务的决策更加合理。我们的分析聚焦于第一项改革，但是完全实施这些改革的能力取决于治理与激励结构的改革。 ?

2 城市化的国际经验

发展中的城市

2.1 从世界范围看，在国家从低收入转向较高收入水平的进程中，城市化（编注：作者在本文均使用urbanization一词）是快速的收入增长和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因素。在此过程中，劳动力从低就业、低产出的农业活动转向充分就业、高产出的城市制造活动。科技进步提高了流向城市的工人们的生产力和技能，同时保持了农业部门的产出，这与对城市产出的出口需求一起推动了这一转变。亨德森（2005）对模型、证据有过相关评论，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9）描述了该进程的诸多细节。"二战"后，在工业化最快速的15年-20年期间，这些国家城市人口年增长率一般为5%-6%。这样，通过30年到40年的时间，城市化率从20%-25%的水平提高到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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